警告聾人九•八襲警 不安排手語翻譯員 僅WhatsApp被告上庭

去年九月八日遊行往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請願,聾人家庭主婦杜娟娟涉嫌在中環推跌警員,被控襲警。今(五月二十日)於東區裁判法院自簽二千元,守行為十八個月,以撤回控罪。

記者王紀堯、實習記者王鈴欣

聾人杜娟娟(右)去年參與遊行期間被控襲警,惟過去審訊期間杜不獲手語翻譯的情況,她因此感到害怕,而且覺得不公道。(王紀堯攝)

自簽守行為 撤回控罪

辯方甫開庭後指,控方正申請為受襲警長匿名。開庭時,辯方律師語速太快,裁判官重申要「慢慢講」,讓手語翻譯員有時間翻譯庭上對話。

裁判官開庭時指,留意到受害人(受襲警員)嘗試用語言方式給予被告警告,過程經歷一輪解釋,假設被告無法理解,因此出現推撞,質疑案件是否值得做檢控。法官認為,案情加上被告人情況特殊,再次指出可以再探討案件會否「值得作出檢控」。

辯方稱,因最近才收到控方文件,未有時間與控方討論有關事宜。裁判官建議,既然現時收齊文件,可考慮用其他方法去解決,讓控辯雙方休庭商討。

商討後,控方指受害人接受簽保守行為,但要求考慮被告十三年前有暴力記錄。辯方提議,以自簽二千元,守行為十八個月的,以撤回控罪。裁判官亦採納建議,要被告行為良好,並不得干犯對他人使用武力等有關罪行。

案情指被告杜娟娟在中環纜車里和花園道交界,要求通過警方防線,警方用語言解釋不能通過,但被告堅持,用力穿過防線,被告用力推受傷警員一下,警員跌倒在地。

曾開庭無安排手語翻譯 裁判官向辯方致歉

案件交由法庭處理後,警方曾經於2020年三月七日,以WhatsApp通知被告人需要在翌日,即三月八日上庭,並沒有直接通知辯方律師。他指,律師一直有陪同被告人到警署落口供,警方亦有律師的聯絡方法,不明白警方為何指通知被告,又直言「如果被告沒有WhatsApp,警察要怎樣聯絡,難道要打電話給聾人?」

辯方律師又批評,通知上庭日子過急,加上由三月八日為周末,未能安排手語翻譯。辯方律師需要經不同途徑通知及「提醒」警方需要安排手語翻譯。然而,最後仍然未能安排翻譯員,開庭後唯有直接將案件押後處理,亦導致律師需要在開庭前後用WhatsApp 文字方式與被告溝通。

當時裁判官問為何沒有手語翻譯員,控方已經申請,但法庭沒有安排。裁判官隨即在庭上向辯方道歉。記者再向辯方律師求證,辯方律師指警方 WhatsApp 被告的電話,根本不能夠聯絡負責該案件的警員,最後辯方律師要透過人際關係聯絡到相關的警員,提醒警方「因為是聾人,庭上須要有手語翻譯員」,最後得出的警方的回覆是「盡量安排」。

聾人在示威現場 容易被誤會

杜娟娟在散庭後表示,回顧審訊期間,曾經在庭上遇到沒有手語翻譯的情況,只能用紙筆寫下文字與律師溝通,十分不便,而且未能準確傳遞訊息,且感到「害怕」,而且覺得「不公道」。

她續指,去年示威不斷,現場十分混亂,聾人未必能清晰理解警方的言語警告,在混亂情況打手語有機會令警方誤會,警方未必清楚聾人的難處。她擔心,日後若有同類事情發生,檢控會對聾人不利。

案件告一段落,杜娟娟的丈夫同樣是聾人,他用手踭碰碰辯方律師的手踭,以示謝意。

採訪後記 — 記武漢肺炎下的身體接觸

實習記者王鈴欣

曾經有一宗涉及聾人的案件因於法庭上的溝通問題,令聾人被告誤解案情,最終錯誤承認案情,被判入獄。此令人想起一個問題:在現今香港社會環境下,如果聾人因示威或牽涉警員的爭執而被告,他們會否面對更大的不公?

早上八時五十分,筆者與同事已在法庭外的長櫈坐著等待開庭。我們旁聽的是一宗關於聾人主婦杜娟娟被控在去年九月八日襲警案。

開庭前十五分鐘同事指著對面的一堆人,她告訴我當中一名身穿藍色格仔恤衫的男士「阿贊」(龍耳創辦人)是一名健聽人士,但他一直以來致力為聾人爭取權益。今天,阿贊是我們、杜娟娟代表律師、杜娟娟和她丈夫之間的「翻譯員」。我們走上前,阿贊身旁的是杜娟娟和丈夫。深色黑白橫間上衣和牛仔褲;鮮綠色工裝恤衫和深色cargo shorts ——杜娟娟和丈夫像一般中年夫婦。案件一開審,法官就要求控方考慮撤控,因為杜娟娟當時只是與警員碰撞了一下,而且在混亂的現場她根本與警員溝通不到,最後杜娟娟獲撤控。

乍看案件結果,公義好像得到彰顯了,但這條路漫長又辛苦。案件一次又一次被押後,其中一次更是因為控方沒有找手語翻譯員而令案件被迫押後。杜娟娟由被補到現在足足八個月,到最後換得的是裁判官一句:「控方可以考慮一下撤控」。由此至終杜娟娟實質上沒有犯罪,「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公義真的得到彰顯?

事實上,除了法庭程序不公,在整件事上杜娟娟與丈夫也遇上其他的不公。法庭不允許旁聽人士打手語,因此在審判整個過程裹面阿贊都不能把言語翻譯成手語給杜娟娟丈夫,丈夫在整個過程都不知道太太的案件審理得如何。另外,杜娟娟在案發當天只想找「出路」,一度嘗試把自己的想法寫在電話給警察看,但警察沒有理會,只管叫她離開。聾人遇到的不只是制度上的不公,也是人的冷漠。

訪問杜娟娟後,丈夫在與我道別前向我伸出了手踭,阿贊沒有「翻譯」此「手語」,我卻懂得上前用我的手踭輕輕碰了一下。當我們不用翻譯也有默契的時候,同理心的缺乏是否一定要歸咎於制度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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