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被捕中四生青春夢碎 何忻諾希望我城還有「盼望」的權利

讀中五何忻諾仍然有夢,到外國留學,夢想開咖啡店,一切對她來說仍是「夢」。

何忻諾(Yanni)今年十七歲,正讀中四。

人生若分四季,少年十六、十七時,該是春天。遺憾地,她還未碰到初夏,便一下子墮入寒冬。

今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上,Yanni由沙田出發往大圍見朋友,出門不久便被警方拘捕,將她押返住所搜屋。抵達家門,警員才透露,她的罪名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不足一個月的「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到外國留學、讀大學上莊、開咖啡店⋯⋯,她的理想世界霎時崩壞。「Fucked up了,沒有未來,真的。我這樣說好像好輕鬆,但其實真心的,我覺得自己已沒有未來。有時學校講生涯規劃,我覺得算數吧,我都要坐監了。」Yanni說。

才十七歲,面對最高的刑期為終身監禁的指控;香港步入變幻的關口,中共頒下《港區國安法》,街頭抗爭走到瓶頸。前路茫茫,她還未絕望:「香港的情況未去到極差。希望吧,希望有希望。」

記者:廖俊升

攝影:廖俊升

十月初見何忻諾,適逢疫情緩和,她如其他學生般開始回校上課,日程也變得緊湊,經幾翻聯繫,我們終相約課後於咖啡店進行訪問。

舊時談中學生生活,總離不開上課下課、吃喝玩樂、煩戀愛、煩學業⋯⋯青春,大概相似。其實Yanni 也一樣,是一位普通的中四學生,有自己的夢想與計劃,只有丁點不同,2016年,她剛升中便參與社會運動。

政治啟蒙來自梁天琦

這一代的年青人經歷浪接浪的社運潮。2014年雨傘革命是香港主權移交後,首次持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雨傘的時候,Yanni只有十一歲。她跟家人到過金鐘佔領區:「我去的時候是十月,人們坐在馬路摺紙。我去的時候已經是這樣,沒有衝突場面。」

「為甚麼參與社運?因為梁天琦。」她說。

雨傘落幕,本土派茁壯成長。2015年梁天琦及黃台仰等人組成「本土民主前線」,主張勇武抗爭、港中區隔,發動多場「光復行動」反對水貨活動。2016年大年初一晚,警民於旺角正面武力衝突。部份抗爭者認為這是「勇武抗爭」的實踐;政府將此定義為「暴動」。警棍與槍、磚頭與火,是那場衝突的象徵,及後變成「反送中運動」的常態。

初一事件令Yanni 關注社運。「初一我在家裡通宵看電視,沒有睡覺。看見電視台直播,交通警開槍,真的受不了。」槍聲讓她徹夜難眠,更破壞了她心中政府和警察的形象。

2016年捲入初一事件中的梁天琦,正啟蒙了她的政治理念。 「知道我為甚麼會留意梁天琦嗎?因為楊岳橋的助選團跟我說:『妹妹啊,你回去留意一下六號和七號啦。』回去之後我特意看他們的新聞,我便覺得梁天琦的理念很好。這件事很經典!」2016年二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非建制派有兩名大熱候選人,分別是六號梁天琦和七號公民黨楊岳橋。梁天琦雖以六萬多票落敗,但他憑著政治魅力和演說能力,獲得部份年青人支持,Yanni 變成梁天琦的支持者之一,她的朋友笑說她是喜歡梁天琦戴起圓形眼鏡,Yanni尷尬笑著耍手否認。

因為梁天琦,她開始認同勇武抗爭和本土路線,「2016年真的改變了很多人。」那年她十三歲。

「將本土理念帶入立法會」是2016年本土派矢志目標;到今年民主派初選,仍有候選人提出「讓本土派成為主流」,攻取立法會議席。Yanni從新東補選開始支持梁天琦,到2016年九月大選支持梁天琦「Plan B」梁頌恆,遺憾梁頌恆當選後再被褫奪議席。

七月一日,港府正式實施港區《國安法》,截至九月廿八日,共二十八人被檢控。

涉「煽動分裂」被捕 警署內被抽取DNA

2016年七月,讀中一Yanni 加入了「學生動源」。至今年六月初,她以私人理由離開了該組織。及後於六月三十日下午,「學生動源」在其Facebook專頁宣布解散香港本部。

今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港區國安法》正式公布細節,七月一日凌時生效。七月二十九日晚上,何忻諾等四名「學生動源」前成員被警方拘捕,罪名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本身出了門口,因為約了朋友,於是我由家走路到大圍。當時有朋友打電話給我,收線十數秒,就有幾個人衝出來,在天橋邊按著我。」約十名警員將她鎖上手銬,帶上私家車,押返其沙田住所搜證。

抵達家門,她才被告知自己涉嫌干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教她頓時呆住。十數警員在何忻諾的家翻箱倒篋,帶走了兩部電腦、兩部電話、數枝旗、十多本書、《地厚天高》DVD、貼紙文宣和一塊在人鏈活動時畫的橫額,連擺放胸圍的信封也遭拆開,「我跟警員說這是放胸圍的,但他不信,偏要拆開。」

當晚屬警方首次就《港區國安法》罪行上門拘捕,坊間資訊相當混亂。先是辨認被捕者的困難,有網媒攝得Yanni被捕情況,惟片段未能清晰看見其容貌,她亦非部份媒體所述的「鍾翰林伴侶」;也沒有如傳聞般被帶往馬鞍山警署,反而先被押至田心警署,再轉至沙田警署。幸得一班朋友相助,他們很快便找出Yanni的位置。

送抵警署後,她先進行打指模等一般被捕程序,然後被要求檢取DNA樣本。警員給她一份檢取DNA同意書,「寫明你可以不同意(被檢取),但我們會用適當的武力去抽取。」「適當武力」四字定義模糊,確存在寬大的幻想空間,她只好簽署文件,讓警員檢取DNA。

《國安法》實施之前,五月網民發起集會,當時仍有叫口號的自由。(《誌》資料圖片)

沒想過是自己

獨困在「臭格」(羈留室)小房間裡,沒有時鐘,也看不見天日。躺在硬石床上,加上冰冷的空氣,教人難以入眠,眼光光的看著三面牆壁一道大閘,無止境的等待⋯⋯。

何忻諾被扣留在羈留室長達四十四小時,漫長苦候,必然思前想後。她想到外面的家人、朋友。她說家人一直知道她對社會的熱忱,所以大家都有心理準備,但仍因家人為她頻撲感到內疚,亦慶幸自己的好朋友在患難之際替她照顧家人;她又想過,自由就在走出家門那一刻終結,從此要被關柙:「以往《國安法》只有七一(示威)被捕的人,然後我們就是第一批,沒有案例供參考,好擔心。」現在提起可能「坐成世(終身監禁)」,她便苦笑長嘆:「係啊……別提我了……。 

她談到在警署內最深刻回憶,是在田心警署碰見另一位同案被捕人、「學生動源」前成員何諾恆。「本身看見警署內的被捕人都是犯了聚賭或打架的阿婆阿公和小混混,與抗爭無關。直至在田心警署碰到何諾恆,我們高興地打招呼!然後警察便罵我:『有甚麼好開心?』」一句問互相支持的問候,也被一聲喝止。 

捱過在「臭格」折磨,萬幸能保釋外出,她坦言鬆一口氣:「終於看見天,終於知道現在幾多點。」

被捕兩天後,在Google上搜尋何忻諾的名字,率先看到《香港解密》、《大公報》、《文匯報》和《點新聞》等親建制媒體的報道。當中披露了她的個人資料,又說她如何宣揚港獨,與「港獨派」關係何其密切等,形容她「獨上腦」和「播獨成癮」。案件尚未送上法庭,親中媒體公然在網上判罪。

面對人格謀殺,Yanni不以為然。她笑言,相關媒體造謠根本無人會留意,對自己沒有影響。報道之中不乏錯誤資料,例如稱她現正讀中五、受同學排擠、指她為「鍾翰林伴侶」等,她則覺得反感。「鍾翰林伴侶」的稱呼已成為友人之間的趣話,令她十分尷尬。

何忻諾沒有想過成為第一批港區《國安法》的被捕者。(廖俊升攝)

海外留學夢碎:「人生已無望」 

《港區國安法》兵臨城下一刻,她想過自己會「中招」。五月底,人大投票表決通過《港區國安法》,當刻Yanni 跟『學生動源』前成員一起乘長途巴士。冷空氣凝在巴士車箱,彼此全程不發一言,只透過臉上表情說有多緊張和焦慮。她當時自己估計首批被捕的會是名人如黃之鋒和一眾「獨派」領袖,卻萬萬沒想到會是自己。「《國安法》立法之前,我有跟朋友討論離港的議題,我說遲一點再算,怎料到第一批就是我!」

被捕一事打亂了Yanni 的生活節奏,腳纏萬千枷鎖。原本她計劃在今年八月到外國留學,就只欠簽證,惟如今旅遊證件被沒收,計劃被逼告吹,「他們說沒收護照半年,如果半年都不檢控便歸還護照,或者可以選擇向法庭申請延長禁止出境的禁令。」如今她只好繼續留港升學。

因為對政治和人類文明進化史感興趣,於是她今年選讀中史和西史。但她笑言選錯科:「DSE的課程是一戰、二戰和冷戰,後期是香港史和日本史。但其實我比較喜歡文藝復興時期,甚至更早古羅馬帝國歷史,喜歡文化歷史多於戰爭歷史。」

問她畢業後打算,她打趣道:「乞食!因為讀歷史嘛!」再說下去,她才願說自己想開咖啡店。我們在深水埗一家咖啡店做訪問,她是這裡的常客,也認識店家,她們見面總是聊得愉快。她說,理想是開咖啡店,跟客人聊天,聽別人的故事;問讀大學的計劃,她總是笑言自己讀不了書,升不上大學。繼續問,她就坦言若能讀上大學,便會上學生會,希望藉此影響社會,她始終放不下香港。

只可惜,現實壓碎了夢想。留學、讀大學上莊、開咖啡店……通通變得遙不可及。

由於《港區國安法》沒有參考案例,她估計情況並不樂觀,憂慮日後會被起訴。「Fucked up了,沒有未來,真的。我這樣說好像好輕鬆,但其實真心的,我覺得自己已經沒有未來。有時學校講生涯規劃,我覺得算數吧,我都要坐監了。」她說時帶笑,卻掩不了那無力感。

言論自由一再收窄,何忻諾怕連一句「香港加油」也會怕被以言入罪。(《誌》資料圖片)

戰友流亡感傷痛

Yanni 說,由初接觸社會運動起,便有入獄的心理準備,但沒有想過2019年會有「送中條例」:「2019年六月九日前夕比起今次被捕更害怕。雖然今次在『臭格』 裡面,但還柙便還柙,不要送我去中國。六月九日之前想,死定了,要『送中』吃『曱甴飯』(蟑螂飯) 。」 

後來,自己被警方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拘捕。「好誇張,所有人都覺得誇張,但沒辦法,被以言入罪。如果控告我暴動,感覺好像比較值得,現在被人以言入罪,好像浪費了自己,甚麼都沒有做,浪費了被捕的Quota。」有一種說法是,參加抗爭運動只得一次保釋機會,再犯者有機會不獲保釋直接還柙。

截至九月二十八日,警方拘捕二十八人懷疑干犯《港區國安法》,當中二人被檢控。抗爭壓力倍增,社會浮現討論移民的聲音。

對於Yanni 來說,參與社運如洗濕了頭,難以一走了之。關於移民的問題,她認為可留待「Last minute、不得不走一刻再算,皆因她曾目睹身邊戰友一個個流亡海外,早嚐別離之苦。

 「大家在學校或外面認識的朋友,雖熟絡,但因社運而認識的朋友,是跟你出生入死。有出生入死的朋友突然被逼離開,不知道下一次見面是何時,甚至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於香港重聚,感覺好失落。」她說。只可惜,「Last minute」可能無聲無息地提前。

「希望吧,希望有希望。」

一年前,槍炮聲劃破秋夏,街頭煙霧迷漫;一年之後,煙消雲散。新冠病毒逆襲,限聚令成日常,警方屢向遊行活動發出「反對通知書」,這個夏天的街頭,只剩死寂。這種氣氛,如讓人嗅到2016年年末,一連串DQ事件後抗爭低潮的氣味。

失望還未絕望,Yanni認為如今情況比2016年好。她說,上次低潮是香港人洩了氣,反而今次政府只靠抗疫之名剝奪香港人上街的權利,甚或用《港區國安法》壓制人民:「我覺得今次未必去到這麼差,要像雨傘後那樣再等五年、十年。香港人自己洩氣再儲氣,會比起被壓制更差。但如果純粹被壓制,始終有一日會再爆發出來。」

局勢變化萬千,Yanni看新疆、西藏,香港情況還未到絕境。她相信寒冬總會過,「整個世界改變,也會影響到香港。所以我覺得未需要絕望。」

她不敢說太多鼓勵說話,免得再被說成「煽動」,她勸勉香港人不要放棄,裝備自己、保持希望:「香港的情況未去到極差。希望吧,希望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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